1936年8月的一天，随着一阵清脆的钟声，北大红楼霎时间一片肃静。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的最后一科开始了。此时一位24岁的青年从容地坐在桌旁，等待着监考老师将试卷发到手中。不多一会，一张国文卷子发到了他的手里。接卷展视，心头一喜，考卷上的

许多题都是会做的。他暗自庆幸天从人愿，前面数科考得不错，今天的文科又胸有成竹，这将意味着自己已经握有了进入北大的门票，把握住了今后的人生旅途。

他叫何善周，1910年生于河南滑县的农村，幼年极聪颖好学。19岁在河南省立师范学校以六年总成绩全班第一名而毕业。因经常写诗撰文在报刊上发表，此时已小有名气。但由于家境贫寒，无力升大学，便被开封一私立中学聘为国文教员，后因教绩突出，倾向革命，编写进步教材，成为一方有名的“激进危险”教师，而被当局所不容。在河南滑县中学，他曾被国民党特务半夜打出学校，在方城县中学又被书局查缉。他不得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后来竟无人敢聘请他任教。他慨叹偌大的河南省无自己的立锥之地，遂愤然北上进京报名考取北京大学以重新寻觅出一条人生之路。

经过数天紧张激烈的竞争，何善周终于如愿考中了北京大学。通过了入学考试，却又迎来了一个民主斗争的考验……

初次受命

何善周入学不久，北大地下党组织便掌握了他在河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为党工作的情报，也知道他在当教师时追求进步的情况。于是，历史系学生，地下党员赵春谷受北大党支部宣传委员袁宝华的嘱咐约何善周谈话，既讲了北大斗争传统，也讲了当时北大尖锐复杂的斗争现实，希望他能积极参加学生会班代表竞选活动。

何善周敏锐地意识到，赵春谷的希望也是党的声音。尽管考上北大之后他曾下定埋头读书的决心，但此时此刻他听到了党的号令，书要读，党的工作也要做。

当时，北大学生会的组织系统是：各班按人数比例选出班代表，组成全校的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选出主席、副主席和理事。由选举出的理事组成理事会并选理事会主席一人。理事会等于执行委员会，是学生会的经常办事机构。

何善周要办什么事是一定要办成的。他按照党的指示积极投入班代表的竞选。经过紧张的较量，激烈的争夺，他和同班同学向远宜一起以2l票赞成7票反对3票弃权的绝对优势，当选为班代表。接着，何善周又被选为理事会理事，并任文书股主任。这一届的学生会主席是陈忠经，副主席是朱仲龙和李彬。理事会主席是刘玉柱，李彬是国民党员，刘玉柱是个不能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已经伸到北平城外。北大学生会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组织进步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经常举办辩论会。还办小报，印宣传品，主管宣传的朱仲龙对此十分在行，他刻得一手好钢板，学生会发表什么宣言、声明，都由何善周起草，然后由朱仲龙刻在腊纸上。当时的油印机落后，一张腊纸顶多只能印200多张。为了多印，朱仲龙只好多刻几份。刻完后朱仲龙推油墨滚子，何善周揭纸，两人一推一揭，配合默契，有时一干就干到深夜。印完后还要“打扫战场”，把废腊纸废传单统统收起烧掉，以免反动派搜查。这工作，紧张，辛苦，又有很大的危险性，何善周干得十分认真。

何善周住北大东斋，距离学生会很近。只隔一道墙。有时忙到深夜，宿舍大门上锁了，他便爬墙过去，只要攀到墙头，抱住墙里的一棵老槐树出溜下来，走几步便到了寝室。这一年，“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前夕，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怕学生利用“一二·九”一周年的机会搞游行，指使一些人把一院和东斋的墙头上都插上了尖利的玻璃碴子。这样一来，何善周就不能攀墙了。有一次，朱仲龙带着文书股几个人一直干到深夜两点，何善周回不了寝室，朱仲龙就把他们几个人领到四斋工友宿舍睡觉。工友回家了，空下一张床。四五个人睡不下，他们就头顶墙横着躺在床上，腿上搭着工友的薄被。他们都又累又困，身子一上床，尽管不舒适，还是很快入睡了。

学生会工作耗去何善周许多宝贵时光。为使学习成绩保持优秀，老师留的作业要做，开列的参考书要读，没有时问他就充分利用星期天。当时北大没有食堂。何善周早上7时半左右到饮食店吃早点，再买两个烧饼夹几块熟肉，用毛巾一包，一头扎进图书馆。

每年春暖花开的时揆，学校照例放四天假，由学生会组织春游。朱仲龙和何善周自然是重要组织者。

这项工作很繁琐，辛苦，也很浪费时间。但何善周依然干得十分认真。因为他把组织同学春游做为团结进步同学，争取中间同学的重要手段。那时，河北省、北平市有一个叫“渡社”的组织，北大有它的分社，这是国民党CC组织内的一个地方派别。他们也组织春游。他们和学生会争人。他们有钱，不仅掏钱买面包香肠汽水之类，连远途的路费也由社里包了。由于学生会组织得当，许多同学不羡慕他们，宁愿自己掏一部分钱，也不跟他们走。

何善周完成他们准备工作之后，就让别的学生干部带队游览，而他呢?又带着夹肉饼钻进图书馆里。

那时，河南省教育厅设有贷金。凡是在公立高等学校学习的学生，学年成绩平均90分以上的都可以申报，经批准而获得贷金。所谓贷金是要偿还的，说是偿还，无力偿还的，教育厅也只好放弃。经过何善周的努力，他没有耽误学生会工作，还取得了好成绩，年年都能获得教育厅的贷金。他付出的代价就是在北平学习期间，竟没有去领略古都的风貌、他住过的北大西斋，离故宫只有百米之遥，而他竟没有去过，更不用说去远游长城了。只去过一次谭柘寺并在那儿住了一段。那是因为有工作要他做。

智斗马乘风

何善周在北大学生会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注意。一天，北平市政府秘书主任，北平国民党的第三号大特务马乘风邀何善周到马公馆赴宴。

对于这个马乘风，何善周是太了解了。

马乘风，本名马龙图。是何善周在河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的上一班同学。北伐军打到武汉之后，他去武汉进了黄埔军校，加入了汪精卫的改组派，遂将名字“龙图”改做“乘风”，大约是想乘汪精卫之风以求飞黄腾达的目的吧。

由于汪精卫提挈，马乘风很快当上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的委员。汪精卫下台之后，他又投靠“军统特务”组织。

后来，马乘风来到北平跟随汉奸文人陶希圣，研究起中国经济史，并且当上了私立中国大学的讲师，兼北平市政府的秘书主任。并在幕后策划拼凑了新学联以对抗北平学联。此次他来邀何善周赴宴其动机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何善周估计赴宴的人都满嘴流油地走了，才去赴宴。何善周行前预料，反动派向来惯用的两手：金钱收买和暗下毒手。他穿上当中学教员时自己最阔绰的一套夏装，坐上最阔绰的黄包车，要显示自己是个“阔”学生，不在乎钱。

经门房通报，马乘风很热情地迎出门来。“老弟，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我们等了你很久!”

马乘风让何善周坐在沙发上，他站在斜对面的一张圆桌子旁边。

“真是对不起，”何善周说，“我向来怕见人，尤其怕见当官儿的，你请的都是大官儿，我一个学生，拘拘束束，畏畏缩缩，说起来是你的老同学，只怕有失你的面子”。

“老弟太客气了，”马乘风说，“请老弟来，想跟你谈谈，听说你在北大学生会干得不错呀!”不出何善周预料，他开门见山地提出学生会的事。

何善周巧于周旋：“什么错不错的，同学们把我选了出来，我就应该为同学们跑跑腿办点事。”

“不是这个样子吧?听说老弟很是进步，参加活动很积极呢。”

何善周不想和他兜圈子，便说：“你说的是抗日活动吧?抗日活动我是都参加的。我是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不应该参加抗日活动吗?我不干学生会工作。也要参加这些活动的。”

马乘风以为凭着老乡和同学的关系，可以把何善周拉过去，说：“今天老哥找你的意思是，北大学生会你还要继续干。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以后帮帮老哥的忙，有什么事来给老哥谈谈。”

“啊，我在学生会干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可以公开的。现在就可以给你谈。”

“我是说你们学生会里有什么情况，你就跟我谈谈。你帮了老哥的忙，老哥绝对对得起老弟。我每月奉送老弟600元。”

好家伙!他开价了。何善周觉得受到了污辱。他哈哈哈大笑之后，他站起来，特地抖抖身上那件质地优良价格昂贵的木机织的丝绸大褂，“小弟有的是钱，老兄的钱再多，我用不着。”又说，“600元真不少。可惜我没办法花它。再说，我不是对老兄讲过了吗?北大学生会的事随时随地可以向任何人谈，用不着花钱。”

“唉，前天中央汇来36万元，只要老弟肯帮忙，有什么用项随时都可以来拿。你们北大的一些同学，每月才三四元，最多的也不过送三四十元，咱们是老同学，老哥特别关照你!”

何善周忍住气，说：“多谢老兄，咱们还是谈点别的吧。”

马乘风老羞成怒地说：“老弟，你不要不识抬举，你要知道我的脾气。”

“知道!你能把我怎么样?把我抓起来；好吧，不用抓，今天我就留在你这里了。”

两人陷入僵局。帘子一揭进来一个大个子青年，自衬衣自西装裤，样子象个学生。他瞅何善周一眼，以为是自己人，便向马乘风报告新学联在中国大学和四存中学等校所遇到的麻烦。马乘风不想让何善周听，便用笔杆敲桌子，示意那个呆头呆脑的学生不要说下去。可那个家伙不理解，兀自哇啦啦说个不住。马乘风发急地制止道：“好啦好啦!我知道了，不要说啦!”何善周趁机说：“老兄公务繁忙，小弟告辞了”。马乘风一直送到大门外。何善周坐上发亮的黄包车，蹬起脚铃叮叮当当地响起来，年轻的黄包车夫，拉起车子，一溜风地跑开去

了。

回校后，何善周把经过向学生会做了汇报，也把北大马乘风小喽喽们每月拿三、四块津贴的丑闻传播出去。北大正直的同学们向来对出卖灵魂的行为是鄙视的。

过了两天，又一个老同学叫赵守志的来找何善周。这个人在天津铁路职工学校当校长，说来北平办事顺便来看看。他在河南一师时是马乘风的同班同学。闲聊中，话题自然离不开马乘风。那位同学说：“马乘风的话不要听，但是这个人翻脸不认人。北大学生会最好不要干了，免遭马的毒手。”何善周把情况说给理事会。为避免意外，理事会允许何善周暂时辞职，担任学生会新近组成的“四省赈灾演出委员会”的主任。

赈灾义演

1936—1937年5月，川豫陕甘四省大灾，饿死了不少人。北大学生会演出抗日的戏，一为赈灾二为借机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封锁。

何善周接受新任务的当天，就开始了赈灾演出的筹备工作。参加这项活动的都是地下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大家都想利用赈灾公演的大好时机，演出抗日救亡的戏，扩大抗日宣传。同学们积极热情，智谋多，办法广，几天之内就把各方面准备工作安排就绪。

北平市政府怕北大学生借演出闹事，威吓各剧院不准租剧场给北大学生会。何善周就带着同学在北大院里自搭舞台。两天工天，偌大的台子也搭了起来。剧本必须送到市政府检查处审查通过才准演出，剧中一个老太太的理想扮演者也未落实。

为了争取时间，何善周决定双管齐下。他们认为，教育系三年级严倚云扮演老太太比较合适。严倚云是著名维新派思想家严复的孙女。她学习好，英语汉语的讲演都获第一名。但是，严倚云没有参加过学生会的任何活动，为了动员她参加演出，何善周四次去女生宿舍托请了好几位女同学动员她，终于把她请出来了，高高兴兴地参加了排练。严倚云同志参加学生会的演出，一来为剧本请到一位最合适的角色；二来严倚云同学在同学中是位有代表性的学生，通过她在学生中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加强了学生会的影响。

为了让剧本快些通过，不误演期，何善周决定利用他和马乘风的关系。他用毛笔给马乘风写了“八行书”，说明这是赈灾义演，请他协助通过剧本。信写好后，装在北大公用信封里，让同学向远宜抱着剧本带着信坐着从东单汽车行租来的最高贵的黑轿车到北平市政府找马乘风。

马乘风给何善周很大一个面子。他立即命令检查处开了张“准演证”。有马乘风的话在，检查处的人连剧本的包都没打开，看也不看地便“通过”了。演出前一天午后4时许，马乘风还坐车到北大自搭剧场内外转了一圈，同学们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何善周。何善周说：“在乡下，地主的恶狗是厉害的，但你从地主门前走过，如果地主和你说两句话，那恶狗就不会上来咬你。明天我们只管放心地演戏吧，这是同一个道理。”

这次演出很成功。何善周边看演出边想，在合法斗争中，有时也可以利用反动派的关系和矛盾。

加入民盟

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北平，国民党政府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临时大学，迁往长沙。随着日本人步步进逼，临时大学又决定从长沙迁往昆明。从长沙到昆明关山阻隔，路途遥遥。学校决定分两路走。一路经过香港、越南到昆明。学生只要掏得起路费尽可走滇越铁路；另一路是没有路费的学生组成步行团。何善周经体检合格参加了步行。在途中朝夕和闻一多教授相处，天天亲聆教诲，师生友谊更深了。

闻一多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组成临时大学后，他常给联大学生讲课。凡是他的课，何善周堂堂不落。何善周还提出一些问题请教闻先生。闻先生发现这个学生聪敏多思。对他格外器重。学校组成步行团之后，闻先生为了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也加入步行。这给何善周接触闻先生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临时大学迁到昆明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对外是一座大学，对内，联大里的三个学校各挂各的牌子，各设各的办事处。

在西南联大，何善周继续做学生会工作。他的生活费用完全靠奖学金。因为有爱国华侨的捐助，设有高额奖学金，最高每年300美元，分两次付给。当然要拿奖学金必须成绩优秀。在西南联大，何善周是文科拿最高奖学金的，唐敖庆是理科拿最高奖学金的。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了《易经》《唐诗》和《尔雅》课。由于闻先生的声望，社会上也经常邀他讲课。何善周对闻先生的课总是逢课必听。闻先生出考试题也很不一般。如果出三道题，头一道是他讲过的，第二道题是未讲过但他列过参考书的；第三道题也是未讲过，也很难找到什么参考书的。假如平常读书多，善于积累知识，第三道题也可以答好。按老师规定，只要答好前两道题就算及格，但只有答好第三道题才能得高分得满分。何善周因为读书多，经常圆满地回答先生的任何考题，闻先生对这个学生便更加看重。

1940年夏，何善周以四年总平均分数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罗常培主任要他考北大研究生，闻一多邀请他到清华当助教。何善周听从闻先生意见到清华了。开始，给王力先生当了半年助教，帮他整理《现代语法》。第二年，他和闻先生联名挂牌讲授“大一国文”，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闻先生说：“善周啊，跟我做做民主工作吧。”那时，闻一多已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何善周遵从闻先生意旨到云南大学附中任教，配合地下党做工作。

云大附中在昆明市郊龙泉镇。何善周工作的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就在龙泉镇的附近司家营。何善周每星期进城两次帮助闻一多工作。闻先生相当忙，他要开会，要接见有关人士，起草文件、信件。有的文件起草完由何善周誊写清楚。史迪威将军调回美国后，马歇尔来华赴任。闻先生代表昆明知名的知识界起草了一封致马歇尔的信。向他介绍中国国情，希望他不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这封信就是何善周誊写后给马歇尔寄去的。一次，闻先生问：“善周啊，你还做研究工作吗?”“边教课边做”，何善周这时还在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有些研究课题。“先不要做了”，闻先生说，“等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回到清华园，再好好地读书，现在把研究工作完全放下，帮我来做工作。”

何善周完全停止了研究工作。除在云大附中上几小时国文课，做一些学生工作外，全部精力都投身到民主运动中去了。

1945年5月的一天，何善周到闻先生家，刚好吴晗也在座。闻先生听了何的汇报后，说：“善周啊，你就参加民盟吧。”何善周犹豫一下。闻先生又说，“不参加也得帮我做工作，还是参加吧。我和春晗做你的介绍人。”春晗就是吴晗。何善周默许了。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活。

何善周在民主革命运动中是闻先生的好帮手。因为他过去长期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做革命工作，所以闻先生交给他的任务，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协助闻先生想出和反动派斗争的策略，又不断扩大党的统一战线，从知名教授到中学教师和学生都有他的朋友，所以，当时民盟云南支部的声明或宣言征求文化知识界签名，每次都是何善周拿的名单签名的人数最多，屡次得到组织委员周新民的赞扬。

这一年8月，周新民到龙泉镇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来看何善周，把清华文科研究所的民盟盟员组成一个小组，让他当组长。这个小组的盟员有王瑶、季镇淮、范宁。闻一多声明，他也在这个民盟小组。

争取名教授

西南联大名教授很多，学校有教授会的组织。1945年“一二·一”昆明惨案以后，西南联大学生罢课。教授怎么办?教授会里两派争论激烈。以闻、吴为首的进步教授主张支援学生宣布罢教，右派教授则反对。每当教授会辩论，闻先生便叫何善周在会议室外做记录，记下右派教授的言论交给闻先生，以便做分化争取的工作。

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炳昶先生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北大教授兼教务长，是学术界很有威望的人。他思想进步。北京“一二·九”运动中，郭清被捕，他冒着危险探监。这个学生不幸死在监里，他还到灵前献了花圈。

对于这样名人，国民党反动派又拉又压，徐先生已经向右转了。民盟发起的几次签名找到他，他都拒绝了。闻先生对何善周说：“你要经常去做他的工作。”

一次，国民党右翼分子姚从吾为了和左翼人士抗衡，筹划约集名人开会，会后聚餐。姚从吾给徐先生发了请帖。姚从吾是西南联大教授兼西南联大国民党直属区分部主任委员，国民党C·C头子朱家骅的好朋友。   

何善周得到消息后又去拜访徐先生了。他经常到徐老家请教问题，逢年过节或徐老身体欠安，他必定拜访问候，以后辈学生的身份去亲近他，徐老对何善周也很器重，两人感情处的很近。这次何善周登门拜访徐老，说：“徐老，我说件事，做为晚辈，可能是不恭敬……”徐老说，“说吧”，“姚从吾先生要召集个会议，先生接到通知了吗?”“接到了。”“先生准备参加吗?”“我预备去一下。从吾先生邀请，我不好不去。”“先生，有句话不知我该说不该说。依我看，您最好不

去。”“为什么?”“徐先生，您虽然是个国民党员，可您是位清清白白的学者。‘一二·九’运动时，您支援学生，学生尊敬您。可到这您看看，哪还有进步学生来看您?姚先生名声不好，您和他交往有损您的名声，北大的同志们都骂姚从吾，说他被国民党C·C收买，连罗常培先生还骂他呢。”罗先生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是闻名中外的语言学家，徐老听说他骂姚从吾大为震惊，问，“罗先生怎么骂他?”“姚从吾这人，愚尔诈!”徐先生不做声了。后来姚从吾派车接徐先生去城里开会，徐先生托故推辞了。当时和国民党争取教授，就像拔河比赛。赛赢了拉到我们这边来，赛不赢也要拉个平手，不能轻易让国民党拉过去。

报  信

“李闻血案”之后，梁漱溟和周新民代表民盟中央从重庆来昆明调查。周新民见到何善周告诉他：特务匪徒可能要去搜查冯素陶的家并予以逮捕。周新民让何善周马上通知冯素陶转移文件，到美国领事馆暂避几天。

那时，美国领事馆是民主人士的避难所，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人都在那里躲避着。

何善周接受任务的时候，已是下午4点多。这些时候，有个特务学生经常来跟着他，他每天去云南大学医院，这个名牌特务一直跟到医院旁的小门外才停步。他要不来后边就换成两个带着暗器的武装特务来盯梢。于是何善周决定明天上午去冯家，以防万一。

次日一早，何善周用过早点就去冯家。一出胡同口，坐在对面小饭馆的两个经常盯梢的特务就跟上去了。何善周不回头也能知道身后有尾巴。

必须甩掉尾巴，不能把特务引到冯的门口。何善周边走边想主意。

冯素陶家住北仓坡，上坡路，路底有一个土宅院便是冯家。坡道的中间有一个弧形岔道。岔道的角上是国民党监察院云南监察署。他知道平日这里是个冷衙门，一早更没有人。何善周急中生智。大踏步迈进监察署的大门。他记得两个河南籍的中央监察委员的名字，一进院，老传达迎出来。何善周煞有介事大声问某某监察员来了没有。老传达说没有，何善周说：他们给我打来电报，叫我在这等他们呀?怎么没到?老传达见何善周衣冠楚楚又是中央监察委员约来的客人，忙往接待室里让。何善周就进屋坐，老传达还泡上了杂。在门外监视的特务见状，也离开交差去了。

何善周坐了10多分钟，估计尾巴没了。出门看，果然没见到那两个特务的影子，他怕特务在原路等他，他并没有直去冯家，顺着岔道继续走，拐弯走进另一条胡同，尽头便是游国恩教授家。游是闻一多的老朋友，和何善周也很熟识。

何善周说明来意。游先生留他吃了午饭。亲自出去看了看。没见到可疑的人，回来告诉他。何善周便顺着原路回去，急忙到了冯素陶家。向他传达了周新民的意见。冯告诉何善周，文件已经转移，可他不想到美国领事馆去。何善周接受了劝告闻先生的教训，坚定地说：  “周新民同志说了，你必须去。”冯素陶面上现出为难的表情，把何善周领到屋后。房后高墙边搭着一个大梯子，隔壁就是美国大使馆。冯素陶说：“告诉新民，我会注意安全的。我家大门结实，万一出事，我翻墙’就过去了。”

黎明前后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各迁回原校址。清华的民盟领导工作由吴晗负责，何善周和王瑶做召集人。  

何善周联系了好几位知名教授加入民盟。著名俄语翻译家曹靖华在清华教俄语，也开俄国文学课。何善周听说他没入任何组织，便联系他加入民盟。后来因为曹靖华和吴晗有些分歧，曹靖华没入民盟。何善周介绍加入民盟的还有余瑞璜教授。同时，何善周还在清华的高级职员中发展盟员。为此，有人说他庸俗。但他认为民盟不是学会，不是研究会，只要符合民盟章程，高级职员为什么不可以入盟。

他发展的这批职员在关键时刻真的发生了作用。 1946年，国民党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清华大学也开始了选国大代表，校长梅贻琦是候选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清华开展了反对国大代表的工作。开始，高级职员有顾虑，怕参与反对国大代表的选举活动惹恼校长。何善周就做工作，打消了他们的顾虑，都不参加选举，弄得梅校长十分尴尬。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中国民主同盟，他们软禁了张澜和罗隆基，逼迫张澜发出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民盟华北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和国民党串通一气，解散了华北民盟支部。消息传来，何善周义愤填膺，和几个盟员聚到吴晗家讨论一上午，决定由吴晗打电报到香港。当时，沈钧儒和周新民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宣布重建民盟领导机构。在清华民盟小组呼吁下，民盟中央开除了张申府的盟籍。1948年，国民党要搜查清华园，闻一多长子闻立鹤被列入黑名单。何善周得到情报，让闻立鹤在何家躲藏四天，又帮他化妆成农民小贩，把他送到火车站，转道天津去了解放区。在这之前，闻一多夫人和其他子女已由共产党秘密接到解放区。何善周曾给解放区捎信表示要去解放区，解放区回信说北平很快解放，希望他在北平迎接解放。

解放军包围北平后，国民党分子预备了六辆大汽车策动清华园的教职员撤退到北平城内。遵照党的指示，何善周组织了反撤退斗争。那时环境十分险恶，学生宿舍楼顶上都安上了小炮，枪弹炮弹不时划过天空。何善周为了说服要撤的教职员留下，常常冒着枪弹，溜着墙根出去做工作。他的孩子很小，便让保姆抱孩子到图书馆地下室躲避，和爱人王玉清一起出去做工作。经他的劝说，十几家打了包裹准备向城里逃跑的教职员留下了。何善周用实际行动迎来了清华园的解放。

北平解放，斗争并没结束。民盟中央召开全会，决定在新章程中写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条。这遭到民盟中少数几个人的反对。吴晗把消息带到清华园，何善周等便联系清华、北大，盟员们研究后表示：拥护民盟中央的新章程，谁反对接受中共领导就请他出盟。在广大盟员支持下，民盟新章程通过了，在盟章上明明白自地写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加强了清华大学政治课的领导。在中央党校当教员的艾思奇被请到清华讲政治课。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听课。学校还成立了政治课委员会，费孝通任政治课委员会主任，何善周被选为委员并被派到最大的系土木工程系和数学系担任辅导员。艾思奇讲完课，要由辅导员辅导。学生常常提出些奇怪的问题，比如；抗日战争是“国民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八路军的撅把子枪能打败日本人吗?美国的派克笔和中国的金星笔到底哪个好?等等，何善周总能根据自己掌握的资制予以妥善的解答，把学生的错误认识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来到东北师范大学

1950年初春，当时的东北大学中文系吴伯箫带份功课表到清华大学找李广田求援了。李广田和何善周是朋友便让他作陪。吴伯箫拿出中文系的课程表向李广田征求人选，说：有门功课没人讲，开不了。何善周看是“中国学术思想史”，说这课我倒能讲。吴伯箫就把他盯住了，两周去他家拜访四次。何善周知道东北是老解放区，东北大学由延安抗大分来的，有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经李广田允许，何善周约定到东北大学任教两年。就这样他来到了长春。5月到校6月开课。何善周和蒋锡金轮流讲授四年级的文学概论，一人讲一周；自己又担任了二年级的文章选讲。学校开始学习苏联，不久又成立了“文

章选讲及习作”教研室，这是当时东北师大成立的第一个教研室，何当主任思基当副主任。1951年，吉林省组建民盟支部，何善周被选为吉长支部委员。同时，他和中文系主任张毕来在东北大学建立民盟小组，张是组长，何是副组长。1952年春，东北师大民盟小组改成支部，张是主委，何是副主委；其后，张调走，何接任主委。1954年，长春市民盟成立，何善周被选为副主委，代理主委工作。同时辞去东北大学的主委职务。在他就任东北师大民盟主委时，这个支部被师大党委定为先进支部。

何善周在东北师大原订讲学两年。两年后清华院校调整，文科并入北大，李广田调到云南大学工作，加之东北师大不愿放走何善周，何就留在长春了。40年来，他为东北师大中文系做出了重要贡献。除组建了东北师大文章选讲及习作教研室外，他还创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和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他讲授过的课程有：《文章选讲及写作》《文学概论》《现代文学长篇作品选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话剧史》《中国学术思想史》《古代汉语》《庄子选讲》《训诂实践》，古代文献研究生的综合课等。先后任过中文系副主任并代行主任职务和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他从古代讲到现代，从文学讲到语言，兼及中国学术思想史，开课之多在大学里极为罕见。文革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请求他讲课，他在阶梯教室讲课时，不但座无虚席，就连过道都坐满了学生，有些毕业生闻讯也来听课。闻一多早年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曾有过的盛况在何善周讲课时也出现了。何善周教学和科研多次受到学校的奖励和表扬；论文获吉林省社会科学论文优秀奖。仅在他到长春至反右前的7年间他就受到九次表扬。1954年东北师大全校教师考试“联共党史”他获满分，党委办的简报摘要发表了他的答卷内容给予表扬。 

反右和文革

何善周没想到自己会被打成右派，然而他却是第一批右派分子。   

1957年5月初，由省委书记吴德主持召开了全省文艺座谈会。何善周发了言。他讲社会主义文艺的特色，肯定了鄂华的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小说。他的讲话得到了宋振庭同志和董速同志的赞扬。接着又在长春市宣传工作扩大会议上何善周针对有人污蔑人事工作是特务工作的言论做一次发言。他以师大人事处工作为例说明人事工作弄清了干部的政治面貌，对怎样使用干部和充分发挥干部特长是必要的。他说这绝对不是整人。同时也谈到人事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会议休息的时候，吉大校长匡亚明说：“老何、老何，今天你提到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问题。”

5月下旬，吴德又召开各党派的圆桌会议。当时师大党委书记胡绍祖通过系里的教师给何善周转话：你忙就不要去开会了。这是提醒何善周，免得他在政治斗争中跌跟头。何善周无私无畏，既然党让帮助整风怎么不去参加会呢?那次会议一共开七天，前五天何善周都没发言。吴德转到他的身边不动了，说：“老何为什么不讲话?讲嘛！帮助党整风，你是党的老册友。你不是对你们老胡有意见吗?讲讲嘛!讲出来，好帮他改进嘛！”何善周发言了。他没提党委书记成仿吾，只给前任校长和副校长提了几条意见，大部分是领导作风问题，一共八条。讲完后又归到：共产党是新中国的舵手，建设新中国要依靠舵手，我们希望舵手健康，以便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吴德听后让他把讲的写出来。何善周写了交上去，不久全文发表在《吉林日报》上。这就是打他右派的根据。何善周万没料到吴德让他发言是所谓“引蛇出洞”。然后聚而歼之。师大组织盟员帮助何善周，要他检讨。何善周说把我全身细胞都剥开也找不到反党的细胞。如果台湾国民党打回来，我和他们有血海深仇，我要人头落地的，我怎么会反党?不管他怎么辩解，右派是要定的。给他定罪名时，有人把储安平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来问他。何善周说，我不大喜欢储安平，他是个新政客，我不喜欢他。结果仍然说何善周同情储安平。这一条就够右派了。尽管系里负责人说过，这一条只是一个人“揭发”的，按常规不能算，可在定论时还是写上去了。不写上这一条就定不上右派，而他是必须定右派的。他被定为右派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民盟一批右派名单，其中有何善周的名字。一年后，党组织给他摘了右派帽子。1978年改正错划右派时，中文系总支副书记问他凭什么定的右派，何善周说：吉林日报1957年5月25日有我的发言。你看吧。副书记看过之后说：  “何老师，看过你的发言我哭了。你对共产党感情真深啊!冤枉你20年。”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何善周是老特务。逼他承认。何善周在河南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曾经帮助过几个共青团员。其中有人被捕。造反派说是何善周出卖的，逼何承认。何善周说：你们去找他们，他们如果签名盖章咬定是我出卖他们的，我就另有话说了。造反派出去外调，回来不了了之。后来何善周听说，外调人找到抗战前曾是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袁宝华。袁公正地说：“何善周虽然不是党员，但他起到了党员所不能起的作用。”虽不予解放，却可以回家吃饭了。直到河南来外调，找何善周写证言材料。外调的人证明了何善周掩护过共青团员，造反派这才把何善周解放。

何善周损失最大也最痛心的就是在文革当中。造反派有人要强占他的房子，逼他六口之家去住12平方米的小屋子。何善周只好搬家。在搬家中，他的几十年研究成果，包括积累的资料卡片，写的稿子，五大包全部丢失。其中有三部书稿已完成，还有一部写了一半。几十年心血不知遗失何方，这个损失无法弥补。

1975年，何善周看到北京传来的一个江青的讲话，说古代妇女更自由，说什么晋废帝的姐姐讲：我们都是先帝骨肉。你有姬妄成群，我只有驸马一人，这是不平等的。于是废帝遂赏她面首十人。何善周看到这，气愤地说：真不要脸，把搞破鞋当成自由真是腐败透顶。江青讲历史颠三倒四，不懂装懂。幸好这话没传出去，否则他又要挨批了。

三中全会之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给何善周落实政策，任省民盟副主委兼长春市主委并担任长春市政协副主席。他在任民盟长春市主委时，注意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盟，为市民盟组织建设做出了贡献。

何善周任市民盟主委时，市民盟需要增补一名干部。刚好他的一位亲属在工厂被优化组合掉了。这位亲属通过何善周夫人，向市民盟秘书长推荐，想到市民盟工作。何善周知道后，坚决地阻止了这件事。夫人不通，何善周就设法说服她。何善周说：她在工厂里干的不好才被优化掉，到民盟就能干好吗?在他坚持下，那位亲属到底没到市民盟工作。何善周平日最痛恶那些凭借内线安插私人，受礼纳贿的丑恶现象，在自己挂名领导的机关里，绝对不许有这类事情发生。他在师大兼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六年，连私人写信都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他处理公私关系就是这样严格的。

1988年，年事已高的何善周辞去民盟的领导职务，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老虽已是耄毫老翁，但精神矍铄，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很好。现在他正集中精力整理学术著作，完成闻一多先生的遗愿。他的书房挂着闻一多的画像，他的老师们在鼓舞他、教诲他。

（作者: 王霆钧,写于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