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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员风采

长河奔流话春秋

发布时间:2014-04-22   点击率:9789
 

1984年为了照顾徐寿轩老主委的工作和生活,我调入民盟机关工作。徐老患病多年,年事又高。我没有辜负组织的希望,尽力照顾好徐老,使他老人家晚年生活、工作得很好。徐老求索一生,由一位爱国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为祖国和吉林省的建设,为民盟组织的发展,为党的统战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民盟的光荣和骄傲。徐老的业绩、党性、人格永远值得我学习和怀念。

1917年的深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五·四”运动的“地火”在运行,为了寻求救国之路,徐老走出国门东渡日本留学,考入日本东京大学政治专门部。

    在留学的日子里,“五·四”运动的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古老的中国,也吹进了异国校园。 当时,徐老的好朋友、中国留学生杨绍棠想成立一个团体,追随孙中山先生走革命救国之路。徐老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萌生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之志,1920年,他离开日本回国。

    回国之后,他先是在沈阳迫击炮厂当管理员,1925年,经杨绍棠介绍到河南省政府做事。其间,在开封结识了一些国民党员,他拥护改组后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一年,他加入了国民党,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生涯。  后来,他相继担任国民党奉天省党部常务委员、训练部长、省党务整理委员等职,致力于反对张作霖的军阀统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实现孙中山倡导的建立民国的革命斗争。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叛变革命,露出了狰狞嘴脸。面对反革命的血雨腥风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尸骨,徐老陷入深深的困顿和失望之中。1929年3月15日,国民党“三大”在南京召开,徐老被国民党中央指定为奉天“六党代表之一”,但他对国民党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势的派系斗争十分反感,对“国大”代表毫无兴趣,经人力劝,他勉强去了南京。开会期间,以突然“有病”为由,住进了南京鼓楼医院,回避国民党的工作。

   1929年,徐老再度出国,踏上欧洲大地,留学法国,时年32岁。在法国巴黎大学文科研究院,徐老学习社会学。在灯红酒绿,弥漫着浪漫气息的巴黎,他洁身自守,潜心治学,研究救国之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三千万同胞挣扎于日寇的铁蹄之下。灾难深重的故国,又一次流血。远在异邦的徐老悲愤万分。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积极参加“欧洲华侨救国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拯救祖国而奔走呼号。9月22日,“国联”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告。会议历时两个多月,总算通过了形同废纸的“决议”,但日本帝国主义置若罔闻,并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阴谋夺取锦州、山海关。软弱无能的国民党政府,竟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无耻卖国主张。如锦州设立中立区,则严重出卖中国主权。当时,徐老曾以巴黎大学研究员的身份独自去国联,亲历这场弱国的外交。徐老和留法学生一起,严厉质问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施肇基。南京政府迫于压力,只好表示不能接受设中立区的无理要求。虽然这一提案未获通过,但斗争唤起民心,使他深受教育,深受鼓舞。

徐老积极串连留学生和华侨组成“中华革命同盟”,并当选为委员,继续斗争。他创办《大道》期刊,撰写文章宣传抗战、反蒋、民主。此间,他结识了在巴黎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李杜、李延禄,同共产党人共同探索抗日救国之道。1936年徐老率领“中华革命同盟”的几位成员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民主青年大会”和国际反法西斯活动。他常以参观、旅游为名,先后到荷兰、英吉利、比利时、意大利、德意志等国,走进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间传播爱国、抗日、反蒋和民主思想,以壮大革命力量。1936年12月,徐老留法归来。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深入人心。

1937年2月,周恩来指示负责东北军工委工作的刘澜波同志建立一个总的东北救亡团体,把进步的东北军军官、东北人士组织起来,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造成声势、促蒋抗战。1937年春,由刘澜波、高崇民、栗又文讨论筹建问题。4月中旬,在上海八仙桥,由刘澜波、高崇民、阎宝航等发起,成立东北救亡总会。6月20日,总会在北平东北大学召开大会,宣布正式成立。经高崇民介绍,徐老结识了共产党人刘澜波、于毅夫、栗又文等,又见到了东北抗联将领李杜、李延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事业吸引着徐老,他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并担任常委。

    徐老留学归来,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常委陈果夫亲自见他,请他选择官职。他以“因离国太久,不熟悉国情,暂不考虑工作问题”而婉拒。他以“东总”常务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国民党员的特殊身份,奔走于北平、上海、南京、武汉之间,献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

    1937年8月,徐老应抗日将领马占山之邀,担任东北挺进军司令长官部少将秘书处长,千方百计地向马占山及其军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后又经推荐,徐老受郭沫若之邀,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第六处第一科科长。5月初,因撰写和推荐的文章屡遭刁难不予发表,徐老向郭沫若递交了辞呈和几篇“不大适用”的文章,坚决要求离职。在郭沫若《洪波曲》中,有徐老辞职一节。徐老对郭沫若说:“这科长我实在做不来,我不干了。”郭沫若劝他“冷静一下”,徐老说:“我如果冷静得下来,我可以做更大的官了。”然后愤然“拂袖而去”。郭沫若不无感慨:“要说梧桐一叶落而知秋的话,徐寿轩这一走,也就表明了三厅秋天的到来。”

    1938年9月至1941年2月,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设计委员,在上海为其爱人宿伯石——民革成员治病期间,帮助“国际反侵略会”中国分会建立上海支部。在重庆期间,兼任该会执行部组织处主任,同时兼任该会东北分会主任,继续为抗日救亡而工作。国民党要员郑彦棻曾把他介绍给蒋经国,蒋经国也想拢络他,让他见见蒋介石,并传言想让他任某部部长。正直、疾恶如仇的徐老没有享受这份“恩宠”。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连“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这样的爱国组织也不放过,徐老终于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当听到“东总”负责人于毅夫的转告时,他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一气之下,愤然离开重庆,致使特务到他的住处扑了空。从此,他隐迹于香港、桂林、韶关。他心向革命——“今后,我跟共产党走定了!”

    1945年8月15 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祖国光复。徐老得以重返重庆。1946年底,他与阎宝航、王卓然、卢广绩等人联络东北名流组织“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开展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正义斗争。

    1946年, 在革命实践中,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考验,他完全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嘴脸。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徐寿轩与国民党彻底绝裂,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北平市支部委员。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反独裁、反内战,促进中共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并被选为“东北政联”行政委员会委员。1946年10月16日,经邹大鹏、栗又文介绍,徐寿轩在哈尔滨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8月至1948年,徐老身为“东北政联”行政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东北防疫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卫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东北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等职。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年,他在北京参加了全国政治科学工作者大会,并积极参与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10月,徐老在陈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历任人事局副局长、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等职。他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讲究工作效率,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工作。多年以后,陈云在谈起徐老时,不仅关心他的工作情况,还称赞说:“寿轩是个好同志”。

    1954年9月3日,徐老到吉林省工作,历任长春市副市长、吉林省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等职务。在担任吉林省副省长期间他主管文教、卫生、体育工作。他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按着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加强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全面培养工作。他关心成人教育,狠抓“扫盲”,他强调,成人教育如搞不好,势必影响国家建设速度和下一代人的培养。他经常深入学校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在长大专院校,东北师范大学附中、省实验中学他都去过不知多少次。每到一处,他与教师、学生座谈,甚至深入课堂听课,提出具体意见。吉林、四平、怀德、梨树、前郭等地,甚至边远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他爱护青年,勇于负责,被传为美谈。1963年,通化市某中学出了一个吉林省“高考状元”,该生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报考清华大学。但他父亲是“右派分子”,在录取时,工作人员不敢表态了。听取汇报后,徐老当即拍板,“重在表现,准予录取”。东北师大附中一高中生,学习成绩优异,政审因身为白求恩医科大学教授的父亲在伪满时曾做过事,在讨论能否录取时产生分歧,徐寿轩表态:出于培养人才的需要,由我负责,可以录取。

    他热爱党的统战工作,善于同知识分子交朋友,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既讲原则,又实事求是。1957年,省实验中学教师、民盟盟员张方旭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妻子患肺结核,病情严重,家中无钱、无粮,生活极端困难。张方旭在困境中报着试试看的心理,给徐老写信反映情况。他当即派秘书家访,解决了困难,并通过省实验中学,按政策给以照顾。张方旭及其家属感谢党和政府送来的温暖,徐老的做法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心,调动了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积极性。

即使在“文革”期间,徐老自己受诬陷、迫害,他仍坚信“革命事业虽然遭受挫折,但这种情况不会长久。”尽管自己身处逆境,还关心老战友、老同志,特别是那些跟共产党奋斗了几十年的党外朋友。原农业部部长魏震五下放到农安当副县长,文革期间被关押、批斗,他知道后说:“魏震五没问题,他不看我,我可以去看他。”徐老胸襟磊落,义薄云天,令人钦佩。

    作为吉林省民盟组织创始人之一的徐老,他热爱中国共产党,认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作风民主,甘于奉献,为吉林省民盟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民盟省委领导班子的建设,决定全省民盟的巩固、发展和社会作用的发挥,决定着民盟的整体形象,他身为主委,常常主动去副主委关梦觉家谈心,交换意见,加强了团结,促进了工作。在副主委赵汝翼入党之前,他主动、真诚地指出赵汝翼的优点、缺点,使赵汝翼深受感动。

    徐老清正廉洁、不谋私利。除工资外,他没有额外收入。招待文艺界的朋友,都自掏腰包、从不向公家伸手。他多年担任省招生委员会主任,都坚持原则办事,从不开“后门”,有的领导干部派人说情,他说:“我是招生办主任,怎能出面办这种事!”

    徐老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工作上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生活上十分关心。对待秘书、警卫员、司机、保姆、锅炉工等都像家人一样,每逢年节,都邀他们聚餐,互相祝福。凡他们衣食住行有困难,都亲自过问,并予以资助。

    徐老关心、热爱民盟的工作,临终前,向机关一位负责同志嘱咐:“今后民盟工作,一定要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继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

    1985年3月18日,徐老病逝于长春,享年89岁。

    我调到机关,除了照顾徐老以外,主要负责办公室的文书、出纳、档案、打字工作。当时,正是民盟吉林省第七届委员会期间,机关当时才7个人,人少事多,但大家齐心合力,做什么工作都是一起做。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国家拨乱反正,“科教兴国”成为国家振兴的重要战略政策,大批知识青年开始返城,“十年动荡”给知识青年造成了知识空白,使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出现了严重的断档。而知识青年在那以前要想回城,都是“两招一征”,即:招生、招工、征兵。并且是很少一部分人,大部分人还是在农村,所以,当时有“被耽误的一代”之说。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民盟作为以高教界为主的民主党派,理应在此时帮助国家培养急需人才。吉林省民盟决定,紧密围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号召盟员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开展社会办学、咨询服务、支边扶贫工作。当时,我记得具体开展中国农函院和高考补习班工作的是杜国光老师和张志超老师。支边扶贫工作由项德军同志负责。社会办学还有孙清老师,主要是幼教函授教育。民盟吉林省委在这些方面确实做了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当时基本上都参与了这些工作,清楚的记得,每次学员来面授时,都是有许多省内外的学员,他们既要工作又要学习,真是十分刻苦,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如今想起来,都是十分感人的!可以说,民盟在农业技术人才,医疗人才、幼教人才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工作,培养了大量人才,分布于全省各个行业,为“四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4年10月召开的全盟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上,民盟吉林省委有5位盟员被推选为代表,并进行了大会经验交流。他们分别是:余瑞璜(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民盟吉林省副主委、吉林大学教授)、刘克静(民盟吉林省委副主委、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正绪(民盟吉林省委副主委、民盟吉林市委主委、吉林师范学院副院长)、曾孝箴(民盟吉林省委副主委、长春地质学院副教授)、冯怀让(吉林省石油化工设计院工程师)、承慰才(东北电力学院讲师)。从1982年开始,民盟吉林省委响应党的“十二大”的号召,大力发挥民盟多学科智力集团和人才库的优势,根据需要和条件,深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讲学、办学活动。在讲学方面,1983年至1987年共举办各类学术报告会和座谈会50余次;组成“中学教学讲学团”面向全省部分县市开展教学辅导。办学方面,自1982年至1984年,民盟吉林省委先后举办各种补习班52个,主要在高考补习、文化补习、幼儿教育、裁剪、美术、财会、外语、护士、工艺等方面。1985年,民盟吉林省委还先后开办了黄金冶炼和选矿、中文、工艺美术、食用菌培育和财会4个函授班,学员遍布29个省市。1987年民盟吉林省委开办了中国农村智力开发函授学院吉林分院,连续3年共招收2788名学员,经考试合格,都获得中专学历。1988年民盟吉林省委与九三学社吉林省委联合创办了长春市职业高中微机专业班。1989年民盟吉林省委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兴办了医学函授班。在整个办学过程中,民盟吉林省、市级组织始终以取得社会效益为宗旨,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量力而行,发挥优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急需人才,盟务工作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1984年12月,经民盟吉林省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了民盟吉林省文教科技咨询服务公司,1986年,根据中央统战部(86)59号文件和长春市科委、长春市工商局的有关要求,改名为“民盟吉林省文教科技服务部”,为独立核算事业单位。此后,长春、吉林、四平等市级组织也先后设置了咨询服务业务机构。它们为吉林省及各市地方经济的发展,为科技和生产部门牵线搭桥,使科技成果得以转化为生产力,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1990年,共完成咨询服务项目64项,1991年完成58个。此外,还组织医疗咨询讲学团(组)深入各市及农村,进行医疗咨询和义诊,深受当地政府、医院和农民的欢迎。

1984年,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和吉林省民委联合召开民主党派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四化建设挂钩会议。会议决定,民主党派开展支边扶贫工作。民盟吉林省委积极承担任务,完成智力支边扶贫工作。在1984年12月召开的吉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智力支边、咨询服务总结大会上,杨大举等6名盟员受到奖励,66名盟员受到表彰。1985年至1990年,民盟吉林省委承担11个项目。1992年1月,在民盟智力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方众孚、孟寿山代表民盟吉林省委交流了吉林省智力支边扶贫经验,受到大会的一致好评。1992年民盟吉林省委召开智力支边扶贫工作会议,正式确立通榆县西艾力蒙古族乡为民盟吉林省委扶贫点。在政府和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民盟吉林省委为西艾力乡在打井、修路、种稻、养牛等方面,筹措扶贫资金80万元。1995年9月,经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委员会评选,民盟吉林省委副主委马宁教授荣获1995年“猛龙威杯全国扶贫状元”的光荣称号。中国扶贫基金会、《半月谈》杂志社向民盟省委发来通报祝贺。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致电马宁同志荣获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贺电说:“欣闻你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十大扶贫状元。我一生志在富民,我们志同道合,你有此荣誉,也为盟争了光,特表热烈祝贺!同时向民盟吉林省委和参加通榆县西艾力乡扶贫工作的盟内外专家及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慰问与祝贺!愿我们共同为在中国消灭贫困而继续力。”

上面叙述的情况主要是文革后民盟吉林省委开展的社会办学、科技咨询、支边扶贫等相关活动,在这些活动我能够参与其中,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

(文字整理:王立蔚 绳海文,写于2011年)

宿志信简历

    宿志信,女,1947年4月1日生人,民盟吉林省委原调研员。1964年至1968年长春市第十一高级中学高中学生,1968年至1972年在吉林省汪清县白草沟公社风林大队插队,1972年至1984年在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当工人,1984年2月至2007年4月在民盟吉林省委员会机关任公务员。

 

徐寿轩简历

    徐寿轩(1897-1985),男,辽宁辽阳人,民盟盟员。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政治系。1929年留学法国。1937年回国。任东北挺进军司令长官部秘书长。曾任东北救亡总会常委、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设计委员兼第三厅科长、国际反侵略总会中国分会执行部组织处主任。1946年加入民盟。同年10月,到东北解放区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东北社会调查所所长、卫生部副部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副局长、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民盟总部副秘书长,长春市副市长、吉林省副省长,吉林省第一至四届政协副主席和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第二至五届中央常委、吉林省第一至七届省委主委。病逝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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