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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员风采

翰墨留香书华章

发布时间:2014-04-16   点击率:3598
     蓝天不语,自是一种高远,海洋不语,自是一种广博;大地不语,自是一种辽阔。当我第一次来到孙老的住所,拜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教授时,他只是一遍遍地重复着:“我没有什么好写的……”

是这样吗?不,就是在这平淡而饱藏情感的话语中,在这衰老而更显深邃的目光中,在四壁而卧的已经泛黄的线装书和老人案头那一摞摞手稿中,我似乎看到了这位老教授身后那更值得诉说的历史。

       孙晓野,原名孙常叙,1908年农历12月初4日,出生在吉林市一个小职员家庭。父亲在吉林省女子师范学校作誊写员,母亲在家替成衣铺做手工。父母两人靠着双手维持生活,本来不算丰裕的收入,还要偿还祖辈遗留的债务,所以缺盐少米在这个家庭并不奇怪。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孙晓野从小就受到了亲友们的鄙视和同伴的嘲弄。

就是因为父亲的职业是一个族亲帮助介绍的,为了感恩,他做了人家独生子的伴读,任人辱骂,任人欺凌。

就是因为家里没有条件为他购置新衣服,他从来没有穿过可脚的新洋袜,只能穿着改缝过的父亲的袜腰,常常遭到同学们的讥笑和嘲讽。

       窘迫的日子和难堪的境遇,使孙晓野过早地体味到生活的艰辛,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从此埋下了为父母争气、为自己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的愿望。他开始寻找通向这一理想的道路。而眼下唯一能使孤独的他感到温暖和慰藉的是慈爱的父母和简陋的家。尤其是父亲的金石书画。

      父亲名毓椿,字介眉,以字行。少年丧父,家境贫寒,16岁辍学,在吉林省榆树县闵家屯一家杂货店学徒。20岁时到阿城县会昌号杂货店当“年轻的”。这家杂货店比较大,有“老客”长年驻沪,商号兼卖上海出版的图书。老板因他“手笔好”,派他专管往来书信,这对于一个没钱进学堂读书的穷孩子来说,无疑是个天赐的良机。他趁笔墨余暇,阅读了大量图书,待到他离开这家商店时,已经精通了碑刻、山水画,并能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了。当一个人对社会和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奢求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他所热爱的事业上。孙晓野的父亲就是这样,金石书画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家里没有钱买,他就在闲暇时间走遍各处藏家古董店去访看,然后回到家里学着画,有时画到兴奋之处,还会吟咏几首唐诗自娱,这种生活虽然远离荣华富贵,却也是悠闲自得。所以,每当他与友人在一起时,便自号为先进野人,同时命名他的儿子为晓野。

      也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也许是家庭环境的熏陶,刚刚懂事的孙晓野就学着父亲的样子整天摆弄起刻刀和画笔来。上高小时,就在家学《说文解字》,初中时,摹印学篆,与同学课外作《金石小集》。为了理解所临的《石鼓文》辞句,在学习《说文古籀补》的基础上,试作了一本《石鼓文简释》。虽然很不像样子,可它毕竟出自一个少年之手,从此孙晓野对识别古文字产生浓厚的兴趣。

         1923年3月,孙晓野考入了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比父亲要幸运得多,他现在可以系统地学习画山水、画仕女,学习古金文、刻印章,试做旧诗、填词。恰似久旱的禾苗逢甘霖,他如痴如醉地刻着、画着,再苦、再累他也心甘情愿,因为这是他的理想所在,他的志趣所在,每付出一分努力,他便得到一分心满意足的喜悦。

       1926年8月,他考入吉林一师后期师范文科,学习领域变宽了,面对众多的学科他有些举棋不定,是继续学习自己以前的金石书画,还是另辟蹊径?孙晓野思考着,犹豫着……

      他想到父亲,一生孜孜不倦,能诗、会画、善篆隶,喜金石文字,好论词源字源之学,虽谈不上成就,却也是学有所钟、积累颇丰,老人家是多么希望儿子能沿着他的道路走下去,做一个名士,以偿自己的夙愿。

      他想到高亨,这位从清华研究院毕业归来的良师,也是他的益友。高先生讲的先秦诸子、文字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先生的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令他十分钦佩。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以证立论的学术方法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

       犹豫再三,他选择了后者。决定向高老师那样,成为一个朴学大师。于是,孙晓野在过去学习古金文的基础上,转向语言文字,开始专门研究汉学。

       这时,高先生正注《老子》,他也跟着学,试写了诸子札记,作《读书脞识》、论文《庄子学案》和《韩非政策》。他还利用所学的心理学和逻辑学知识思索文字问题,写了《名辞、概念和六书的关系》,发表在当时《吉林校刊》上。

他在心目中勾画着美好的未来,计划等到后期师范毕业后,到关内的大学继续深造,充实自己,使自己得以完成数年以来要作学者的梦想。

生活总是这样捉弄人,越是刻意追求,越是不易得到。虽然孙晓野已经为自己设计好了今后的道路,可他也不能不面对家庭经济的实际困难,做出报考吉林省立大学文法学院的决定。同时,他还兼任省立女子中学的国文老师,以解决读书和生活的费用。

虽然没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可毕竟比后期师范学习条件优越得多。在这里,他浏览了《国学季刊》《国学月报》《清华学报》《燕京学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以及有关的书籍、论文。在这里,他接触了郭沫若先生的著作,非常钦佩这位中国古史研究的开拓者。郭沫若先生的著作有新的唯物史观的见解,有旧的“朴学”考据的方法,而所用的材料又是他曾经下过一些功夫的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铭文。从此,他搜寻郭老的论著,讨论郭老的见解,由此走上了古史研究的新路。

这时的孙晓野不再为名利所累,完全沉醉于坐拥书城、钻研故纸的枯寂生活中。他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语言文字的研究上,学术以外的任何事情对他来说仿佛不复存在了,他变成一个十足的“书呆子”。

正是这种书呆子的稚气,使孙老的一生有过著作等身的荣耀,有过失足成恨的懊悔,也有过无数的怀恋、怅惘。

    孙晓野忘不了1948年3月8日,那个漫长的夜晚……

解放吉林的炮声已在耳边隆隆作响,国民党军正在忙于溃逃,此时正在长白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的孙晓野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之中,是去,还是留……

去,如果跟着这些人南下,他将得到440元的月薪和国文系主任的头衔,可谓名利双收。可要是那样,他追随的又是怎样一群人啊!那个政府又是怎样一个政府啊!如果不是身经、目睹,他也许还会抱以幻想,现在他已是深恶痛绝了这个卖国害民的政府。

    这一夜,他辗转返侧,睡意全无,黎明时分,他起身下床,步履稳健地走向晨曦……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尽管耳边还不时响起关于江北的教员被割掉了舌头、被剁掉了手指的宣传。他要留在这里,亲自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到来。

天亮了,他找到了一个叫杨荫藩的教员,两人连早饭也没吃就跑到长师校外宿舍,集合了几位同仁,共议保护校产的措施,并毅然担负起整理“教务”的责任。在师生联席会上他被选为委员。面对此情此景,孙晓野暗下决心,就是豁出性命,也要把这一片文化设施完整无缺地交还给人民自己的政府。

1948年8月1日,吉林大学和东北大学在吉林胜利会师。孙晓野又接到了东大的聘书,做了东北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语文系副教授。

    只是到了这一天,孙晓野多少年来所憧憬的学者生活才真正开始了,只有此时,孜孜以求的教书育人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仿佛沉积了几十年的精力和热情只有现在可以尽情地发挥,孙晓野一边勤奋地学习,一边忘我地工作,他把自己所知所能哪怕小小一点东西,都尽悉传授给学生们。尽“大海中的一滴水”的绵薄之力,成了这位教授最大的追求。

他先后教授过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音学、词汇学、文字学、语言学概论、工具书使用法等课程,并为国家培养出多名研究生。1951年到1953年,1962年到1966年,1978年到1981年,他三次担任中文系主任。直到现在他还是中文系的名誉主任,全心地关注着中文系的发展和建设。他那种虚怀若谷的精神,勤奋严谨的态度,一直被教师们尊为教书育人的楷模。翻开中文系的历史,无处没有孙晓野的名字。

1948年建校之初,孙晓野担任“中国语言文字学”教学。这一门课,在过去旧大学分作“文字学”和“音韵学”两个独立的学科,而孙晓野认为离开语言搞不通文字,离开文字也不能从历史上搞通语言,从教学的融汇贯通上考虑,他决定把“文字学”和“音韵学”合在一起讲授。

    针对建校之初,师资力量差,专业知识缺腿的问题,他为古汉语教研室青年教师组织了“古汉语专业基础知识学习班”,并亲自讲了“说文部首”和“广韵韵目”两课。为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定出必读书目。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多数同志外文过关,他在系里组织了初级、中级日语学习班和英语学习班,并请校外学者来系里讲学、辅导,使一批青年教师尽快成熟起来,成为教学工作的骨干。

1954年,中文系搞的函授教学因为缺少教材,给学生和教师带来很多困难。看到这种情况,孙晓野用一年的时间,编写了《汉语词汇》讲义,不但解决了函授教学的困难,还为校内有关讲义的编写做了准备工作。

孙老师的学生不会忘记,他为系里教学编好讲义后,因为印刷困难不能及时出版,他就亲自动手刻了三本油印讲义送到同学们的手里……

    孙老师的学生不会忘记,为了帮助他们进一步理解教学内容,孙老师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为他们制做指南车,把古货币做成拓片供大家研究古代史用,带领他们观看星座……

    文革10年,风雨飘摇,无数知识分子被投入到时代的漩涡之中,其中有的沉没了,有的被冲击得不复完整,更多的人凭藉着自身的信念和力量苦苦挣扎着。孙晓野也同大多数读书人的心态一样,自慰于知识和学问,寄情于书本之中,白天参加学习班,晚上挑灯夜读,暂时忘却陋室外的风、云、浪、礁。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一个小小书斋不过像一条小小乌蓬船,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险风恶浪。孙晓野也没有避过。红卫兵进入他的家门,将他多年的藏书付之一炬,惜书如命的教授流泪了。书,烧了,但没有烧掉他对事业的热情。学校不能正常上课,他就利用比较充裕的时问整理、收集资料,继续自己的研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至始不渝地追求着,不遗余力地贡献着,那样执着,那样无私。

    他的学生敬重他,敬重他的为人,他的学识,他的诲人不倦,他的坚忍不拔。

他的同事钦佩他,钦佩他德高望重,书多笔重,钦佩他10年风雨科研未间断,钦佩他历经挫折对党情不移。

孙晓野,这位耕耘讲坛五十载的老教授,并没有因为已取得的成绩而沾沾自喜,也没有因为曾经受挫而停止追求,尽管在那是非颠倒的年代他也曾有过那么多的屈辱和失落。愈是这样,他愈加坚定了信念。1986年6月,离休前夕,他再一次向党提出自己蕴蓄已久的愿望,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国解放以后,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更深地体会到,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人民的政府,只有这个党,才是国家的希望所在。他很想成为其中的一员,但他也知道,自己做的还很不够。

这时,他从同事们的口中知道了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走向进步,使他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实行共同纲领。民盟是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这样,他便产生了加入民盟以便在民盟组织的教育下,更好地改造、锻炼自己,进一步向党组织靠拢的愿望。于是,1956年,孙晓野在同事张毕来和何善周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正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在民盟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孙晓野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了。直到60年代初,他终于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把自己多少年来想说而又没有勇气说的话都说了出来,他渴望得到组织的帮助,使自己尽快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苦苦追求了大半生,他终于如愿了。1988年7月30日,这位年整80岁的中文系名誉系主任孙晓野教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讨论孙晓野入党的支部大会上,与会的党员无不对这位老教授肃然起敬,如果不是心中有太多的真情,他不会在今天由人搀扶着来参加入党宣誓;如果不是心中有太多的感慨,他不会在宣布他为中共预备党员时流下热泪。有一位同志在讨论孙晓野的入党申请时这样谈到:“孙老师要求入党多年,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相信党、拥护党,对党的忠诚、对党的信任始终不渝。这样一位老同志入党,为党组织增添了新鲜血液……”

    “人民给我的太多了,但是我给人民些什么?”孙晓野常常这样问自己。

    直到今天,每当提及他的学术成就时,他总是深深怀念那些给过他帮助的人。

1934年,孙晓野因为写《两清古鉴商周文编》和《释监》两篇文章受到著名古文字家罗振玉的青睐,并得以与他相识,罗先生把自己所著《丙寅稿》《丁戊稿》《辽居稿》等书送给他,并解答他提出的问题,指导他读一些未曾见过的材料。罗先生反对“眩奇”,主张“实事求是”,不满意于关内学者的想当然之论,对郭先生的著作相当折服,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不要忙于和别人赛跑,而要脚踏实地做学问。

他在省立大学读书时,高亨先生在东北大学,几次写信给他,愿意用自己的钱供他到该校读书,孙晓野婉言谢绝了。此后,高先生常常把关内新书和自己的新著寄给他。

孙丹阶老先生,是孙晓野父亲的朋友,住在哈尔滨,喜欢收藏金文之书,他曾经把自己的所藏书目复写一份送给孙晓野,任其借读,致使邮件频繁地往复于吉林、哈尔滨之间。

直到今天,谈到这些孙晓野还是充满感慨地说:“家寒书少、坐困江城,能通过读书得与一部分古今学者相接,能读到甲骨金文之书,得略知商周文字,如果没有老师和朋友的热情相助,就我的家境来说,是不可能的。”

    他还记得,党对他一直是了解的,关心的,给了他巨大的信任和荣誉。从50年代到80年代他曾担任过吉林省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吉林省分院学术委员、吉林省语言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省美协理事……,省政协四届、五届委员会委员。

孙晓野著作等身,学术成就斐然,1948年,他编写了《中国语言文字概要》,在古文字、古音韵领域享有很高声望。

50年代前期,他写成了《中国语言文字学提纲》上、下册、《古代汉语文字》、《古代汉语语音》、《汉字流变图谱》等等。

1955年他写出了《汉语史例》。1956年出版了《汉语词汇》,该书内容渊博,条理清楚,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与汉语实际相结合,将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我国传统汉学相结合,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较为全面、较为详细的一部现代汉语词汇学专著。它的出版,引起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在国内,多年被做为高等院校语言教学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在香港由于购不到刊行的《汉语词汇》,竟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语言学副博士谢米纳斯以此本为教材研究汉语,并曾专程来向孙晓野求教。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绪方一男、金九邦三等也曾为此来信、来访。

1959年,他又出版了《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此书的研究成果,对了解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状况是有重要价值的,至今这篇文章还常常被中外学者引用。刘仙洲所著《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展史》和农业科学院编《中国农业史》都引用了此书中的观点。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关野雄曾撰文《新耒耜考余论》介绍和评价此书。

1959年,他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汉字学观点,写了《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和建立》。

60年代,在教学和工作之余,他又相继完成了《古代汉语工具书使用法》、《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天亡簋问字疑年》,并对前期的几部著作进行了修订和补充。

70年代,他以语言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指导,写出了《曶鼎铭文通释》《秦公及王姬钟镈铭文考释》和《麦尊铭文句读试解》。

孙晓野还做了许多文学性的训解工作,著述颇丰。如《商君书<去强>为径<说民><弱民>为说说》等篇,也都有相当影响。

1984年,孙晓野应日本国的邀请,到南山大学、广岛大学讲学,所到之处,赢得了日本师生的热烈欢迎。前不久,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松丸道雄把自己的新著寄给孙晓野以求指正。

如今已是83岁高龄的孙晓野仍在学术道路上孜孜以求。目前他正完成一部50万字的有关《楚辞·九歌》的专著。这项工作从他30几岁起就开始了,50年来他一直潜心积累,目前,只差一两篇就将完成,多年的心愿终于可以了结了。

“我是一个普通人,没什么好写的”。的确,见过孙晓野,和他攀谈过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也有着同常人一样的对人生期待的焦灼,寻找的欢欣,失落的苦涩,成功的快慰。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孙晓野,却绝不是平庸的。83年生命的轨迹,他以那一代人特有的风格和优势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在他的身后,留下的是坚实而清晰的足迹,那是用心血和汗水写出来的一幅幅的字,一页页的文。

(作者:苏荆,写于1991年)

 

孙晓野简历

    孙晓野(1908-1994),男,原名孙常叙,1908年农历12月初4日出生于吉林市,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孙晓野幼时便习秦篆、汉隶、汉印和山水、仕女等,后从高亨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和先秦诸子,1934年后从罗振玉学殷墟卜辞和两周青铜器铭文。篆书以石鼓文、泰山刻石秦篆为主,掺以甲骨、钟鼎,朴实严谨,重笔法结构,甲骨文特重刻辞风格,隶书则融《西岳华山庙碑》和《张迁碑》为一体,别有意趣,篆刻以汉印为主,兼及古玺。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及在报刊发表,被博物馆、纪念馆收藏。著有《汉语词汇》、《古汉语文学词汇》、《耒耜的起源和发展》、《龟甲兽骨文字集联》等。

    1929年毕业于吉林第一师范学校后期师范文科,1931年肄业于吉林大学教育系。历任吉林女子中学、吉林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和长白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1947年起历任吉林大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学术委员,中国修辞学会顾问,吉林省语言学会理事长,吉林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吉林美术家协会理事,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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