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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协商民主中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

发布时间:2014-04-14   点击率:4921

张釜

协商民主是与选举民主相辅相成的一种民主形式。

十八大提出协商民主的理论概念,应该说是涉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命题,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

尽管所谓第三次民主浪潮来势汹猛,但丝毫动摇不了我国党和政府关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方向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我们郑重宣示了“五不准”的政改底线,绝不允许西方的民主制异化我国的政体和国体。

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抗衡西方的议会制和议会民主,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基本的政治制度,抗衡西方的多党制和票选民主。这就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是不允许越雷池一步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目前这两项政治制度中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和不完善的地方,尤其存在有一些虚化的成分,尚未完全摆脱,“民主橱窗”和“政治花瓶”的影子。

与西方成熟的所谓“民主制度”相抗衡,并能显示出我国独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就必然要求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由此,我国政府就必须从坚持、完善、改革和发展好这两项政治制度入手。至于提出政改就要涉及议会制、多党制、三权分立、两院制等等举措和设计,在当代中国实在是一种谬误,并且不会有任何结果和出路,是根本不存在的选项。

由此,党的十八大提出“协商民主”的理论概念,就是抓住了我国政改的关键点和切入点。

“协商民主”就是“协商民主”,不能一贯以“具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限制词后,就变成了“政治协商”,“民主协商”了,最近一些理论文章就对“协商民主”作了“民主协商”的阐释,进而得出了我国已具备了最完善的、最优秀的“协商民主”的结论。这种转来转去,又转了回去的理论阐述,实际上否定了党的十八大提出“协商民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如当初就有许多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阐述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一样可笑,但确实引起了一段时间内“国进民退”这样一种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倒退和回潮。

关于将人民政协建设成“协商民主”平台的问题,谈几点个人的思考。“协商民主”涵盖“决策协商”、“公民协商”等多项内容。我国建国后提出的“政治协商”,实际上特指的应该是决策协商,是执政党与参政党、人民团体及各界别代表的协商。这样研究“协商民主”的问题,就应首先从“决策协商”及手,从协商主体的确立和协商议题的产生以及一些民主程序的设立上,做出制度化的安排。

其一,协商务必在决策之前。

协商民主是全方位的协商,包括人大、政协、民间的诸多协商。在我国一切协商的目的,就是把中共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的行动,地方上就是把党委决策变为政府行为。所以一定程序上是以社情民意为基础的。由此要求协商务必要在决策之前或决策之中。就是说,决议形成之后的协商,已变得毫无意义。更由于中共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原则上,中共的决定或决议是不允许提反对意见的。

就“人民政协”这一层次上的协商,则更要坚持在决策之前来进行。协商的意见和建议,供执政党决策参政,决策后再通过法律程序,使之变为国家意志。这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的根本前提和必要的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就是程序”。当然,这种反复协商的程序,表面上是很麻烦的,但又必须坚持。

多年来,各地都有过政协会议先于人大会议召开的尝试,以贯彻协商在决策之前的协商原则,但都没有成功。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怕麻烦,党政主要领导集中两次参会,困难很大。但两会合开,在人大通过党委决策的短短几天里,政协的民主协商究竟还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呢?

所以在中央畅导“协商民主”的大气候下,省里能否坚持一下政协会先于人大会召开,并使之逐步制度化、规范化。

其二,“协商民主”就应体现民主,必须破除一些惯性理念的干扰。执政党的决策,经过协商后,是要经过票决的。但多年来为体现党的决策的英明、伟大,各级党委都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即“高票通过”,“高票当选”,有时竟僵化到“绝对高票通过”,“绝对高票当选”的地步,甚至要求满票,我们称之为惯性理念。但这种规定,还有民主可言吗?由此也产生了绝对高票当选的领导,几个月后又被同一伙人以绝对高票罢免,后而被双规、法办的闹剧。

试想,各级党委如果破除了这一惯性理念,必将为“协商民主”开拓了出一个巨大的空间。

其三,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其大范围,多层次的政治协商,虽然叫“民主协商”,但也应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如果在协商中出现了集中的或颠覆性的意见,就应推迟这一议题的决策。

此类情况在全国人大审议建设“三峡”电站的决策时,就曾因意见集中,而致连续推迟两年表决的案例,在政协的政治协商中似应有所参考和借鉴。

如果所谓“民主协商”对决策者毫无制约力和影响力,那何谈“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呢?

当然一谈到制约力和影响力,就涉及到职权,就涉及到政协的政治定位。在这一点上应采取变通措施,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试运行。在建立“协商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少一点僵化思维,多一点思想解放。必须解决政协委员中普遍存在的“说了不白说,白说也要说,不说白不说”的消极情绪,在“说了不白说”上下功夫。

其四,协商的范围要扩大,协商的题目要多样,拓展协商的主体和客体的层次,尽可能增加包容性。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国际形势空前严峻,国家处于多事之秋,而我们的民调系统又不成规模,各级政府摸不透社情民意,决策和管理的压力都非常大。

乌克兰和泰国的动乱都是由不当的政府决策充当了导火索。国内许多地区的群体事件,也多因不当决策而引发,都是始料所不及的。缺乏周密而细致的事前协商,当是首要因素,不可不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当然,这又进入了“公民协商”的议题,而我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却异常薄弱。现有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系列机构都具有官方性质,缺乏公民性和代表性。为此,在协商中往往出现主体缺位的窘况。前些年吉林省通化钢厂的改制事件,就因找不出协商主体而致事态扩大,造成了严重后果。

针对“公民协商”的问题,确实需要思想再解放一点,改革的意识再强一点,步子再迈得大一点。

建立全方位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是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先从把人民政协搭建成“协商民主”的平台作起,逐步推进,取得成效。

 

 

   发言人现任省政府参事,省民盟监督委员会主任。曾任省民盟专职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员、省政协常委、省人大常委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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